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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家: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与父母和解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20-07-30 09:24)

  《人生海海》背后的伤口
  “故乡”和“父亲”是解读麦家《人生海海》的一把钥匙。人老了,就想家。麦家通过这本书的写作,一个人回到故乡,看看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和朋友。少年离家老大回,昔日故乡早已是“他乡”。
  1964年,麦家出生在浙江省富阳市大源镇蒋家村。麦家小时候家境不错,没有像当时很多农村家庭那样经济困难,吃不饱饭。他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人格尊严,与精神和内心有关。他成长的年代,是一个讲政治成分和阶级的时代,把人划成两个阶级:革命和反革命;分成兩种颜色:红色和黑类。黑类又细分为五类,即“地富反坏右”,俗称黑五类。这黑五类中,麦家一家占了两类:右派和地主。
  “一个下雪天,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,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,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,起身想去关窗户,老师问我是不是冷,我说是的。老师就嘲笑我说: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。”
  被人欺负了,却没有得到父亲的保护,有一次反而被胆小怕事的父亲打歪了鼻子。麦家很生气,从此怨恨父亲,人变得越来越沉默了。母亲说他成了“洞里猫”,整日一个人窝在角落,不说话也不爱出门。即使出门,也是低着头,像是犯错了一样,挨着墙根走路,觉得自己是“异类”,也不再与其他同龄人玩耍。
  麦家回忆童年时说:“小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,被同学歧视,交不到朋友,我很孤独,写日记是我唯一与人交流的通道。日记本是我仅有的朋友,也是孤独的身影。”
  1977年,国家恢复了高考,高中和大学开始恢复正常化。1981年,麦家高中毕业。他读的学校高中就两个班,98名同学里头,最后考上高中的只有5个人,麦家正是其中一个。
  1981年8月28日,考上了解放军工程学院的麦家,穿着军装,坐上汽车,和另外60多个浙江籍的大学新生离乡到了福建。故乡和父亲,还有送他的母亲,都被汽车扔在了身后。后来,在学校里,内向的麦家通过阅读走上了文学道路。模仿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他写了小说处女作《私人笔记本》,发表在《昆仑》1988年第一期上。同年第五期,麦家又发表中篇小说《人生百慕大》。三年后,麦家凭借着这两篇小说,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在毕业前夕,同学都准备离校,他却着手结合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,写成了一部《解密》。那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。
  父亲重新赋予写作的动力
  在《人生海海》结尾,麦家写道:“人活一世,总要经历很多事,有些事情像空气,随风飘散,不留痕迹;有些事情像水印子,留得了一时却留不久;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,刻上去了,不会消失。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,像烙铁烙穿肉,伤到筋的疤,不但消不去,还会在阴雨天隐隐疼。”
  与父亲和故乡的关系,是《人生海海》创作的动力。“从14岁开始,连续17年没有和父亲说过话,当年去参军也是为了避开他,写信回家开头永远是‘母亲,你好’。”
  1993年,麦家结婚,带着在南京认识的新婚妻子回浙江富阳老家,才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声爹。后来,又过了很多年,麦家回家过年。在父亲的房间,他意外发现,最显眼的地方,整齐地放着他出版的书。此时,父亲已经变得苍老了。
  1997年,麦家离开军营,转业到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当编剧。2008年3月,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邀请麦家回母校工作。当麦家的档案被提走,调离成都的各项手续办理结束,“汶川地震”发生了。麦家和阿来、杨红樱发起募捐,赶去灾区救援前线。在前往地震现场的路上,麦家遇到许多哭泣的老年人——有的抱着年幼的孩子,有的抱着自己坍塌的房屋碎片……这些哭泣和眼泪,让麦家不可抑制地想起远在浙江老家的父母。
  生命中的伤口、疼痛与记忆,忍不住的思念,交织在一起,麦家心里的脆弱与柔情,突然被唤醒。在地震现场,他决定不去北京了,回老家浙江,离家近一点,照顾父母。很快,麦家找机会调回了杭州,成为杭州市文联的专业作家,租了房子,举家搬回了杭州。
  但他发现自己的行动晚了。81岁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,已经认不出儿子了。父亲说话,前后不搭,没有了逻辑,这让麦家感到痛苦:父亲已经忘记了他,直到死,没有和他清醒地交谈过。“我和父亲,应该和解时并没有和解。等我想和解时,父亲已经老了,病入膏肓,不需要和解了。这是很狼狈的事。”
  在电视剧《暗算》和电影《风声》走红后,麦家被影视圈捧为“谍战之父”,出版商、制片人纷纷抱着钱找上门,约他的新作品。“从2009年到2011年,三年时间,我写了一百多集的电视剧,还有两部分上下卷的长篇小说,累计字数将近三百万。我变得超级自信,牛气冲天。结果可想而知,数量上去了,但是质量下来了,几部作品都乏善可陈,甚至出现了很多恶评。”
  人生和生命重要转折,需要一些外力和契机。2011年9月底的一天,麦家父亲去世了。
  “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突然接到电话,说父亲病重,可能要走了。但是我只在父亲身边待了两个小时就走了。为什么?一个是我觉得父亲可能不会走,另一个是我当时正在赶一部小说,稿子前半部分已经在杂志上发表,下半部分他们在等米下锅,10月1日前必须交稿,我只剩一天半时间。我心里对父亲默默地说:给我一天时间,等我交了稿再来安心陪你。但父亲没坚持一天,他只坚持了两个小时。父亲已经病了好几年,我也做了好几年的准备要给父亲送终,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刻,我最应该陪的一刻……却没有陪在他身边。”这成了麦家此生最大的遗憾。
  “我觉得父亲是有意让我放空的,他就是要给我这个难堪,好让我去痛思、痛改。真的是很难堪,杂志社尽了最大的人道给我宽限了10天,但那是什么样的日子,哪是写稿的时间?几千字写得我肝肠寸断!我在灵堂上守着父亲的遗体写,在亲人不绝于耳的哭声当中写,在荒诞和绝望中写……这是对我写作这件事的嘲弄和惩罚!我想这一定是父亲安排的,只有一个上了天的人,他才有这么大的本事,可以这么极端又贴切地羞辱我、教训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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