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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包雨”何时放晴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20-11-26 08:24)

  有识之士的实践
  “带礼物的学生,不许进!”教师节当天,全国各地多名小学校长在校门口拦截礼物的视频,登上抖音热搜,引发热议。留言里,除了赞美之词,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:“能挡住一些大件的显眼的礼物,挡不住送礼的实质。”的确,想凭一己之力,阻断一种社会现象无疑是螳臂挡车——因为,身体力行的同时,更需制度革新。
  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(简称浑南九小)建校不过3年有余,却在短短时间内异军突起,其校长侯明飞主张的教育样态成为“面向未来的教育样本”,不止沈阳的家长接踵而至,更有上海、北京等地家长来所在学区买房、数十名在沈台商慕名而来……
  学生是教育的载体,更是教育的成果。办学短短3年有余,家长对学校的总满意度超过95%,而超高满意度背后指向的外在显现是学校采用新做法、收到新效果,内核支撑是对儿童天性的尊重、对儿童成长规律的遵循。
  在浑南九小,学校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”作为重中之重,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,积极探索符合成长规律的“灵动教育”模式,破除应试、刷题、补课等顽疾,用科学的方式将“立德树人、五育并举”的素质教育探索向前推进。
  在这里,学生能进行多语种演唱,500人多语种大合唱不需要彩排;贝多芬诞辰250周年、中德建交70周年的活动上,孩子们用德语演唱《欢乐颂》得到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、凤凰卫视、上海东方网等众多媒体的广泛报道;学校第一届学生肺活量优秀率从33.41%提升到71.55%、近视率持续低行;全校学生每天坚持晨跑3000米,每年的“一二·九”5公里长跑、独轮车10公里骑行已成为带着浑南九小LOGO的浑南风景……
  “最好的教育就是让学生身体有力量、大脑有力量、精神有力量、行动有力量。首先,我们开设发展体能系列课程,通过大运动与技巧类运动,来发展学生的心肺功能和小脑功能,为学生学习奠定坚实的生理基础。其次,开设发展系统抽象认知能力系列课程,错综排列,交互学习,从而培养学生的系统抽象认知能力。开设发展语言系列课程,遵循语言习得规律,奠定学生多语言发展的基础。最后,开设劳技、卫生、艺术等课程,用全面发展为终身发展奠基。”校长侯明飞说。
  走进浑南九小教学楼,一面5层楼高的攀岩墙直入眼帘,攀岩墙边是一片无遮挡教师办公区域,装修风格更像是跨国企业的集中办公区域,与常规的数名教师共享一间办公室的格局截然不同。
  在侯明飞看来,这种全透明的办公环境,最大程度上规避了办公室收受红包的可能。从办学之初,浑南九小就设立班主任月轮换制。“每个班级班主任每月轮换,抽签上岗。如果一个月换一个班主任,家长还是觉得有必要送礼,那这个教师可真是太有个人魅力了。”侯明飞笑道。
  一项项大刀阔斧的改革,在不同程度上阻断了教师收礼的可能,让浑南九小成了教育行业的一块净土,却也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。
  “我们九小作为一所公立学校,虽在制度上屡出新策,却不得不面临很多创新与体制碰撞出的矛盾,最突出的,就体现在教师工资收入上。”对此,侯明飞也十分无奈:“你看,这是我的工资短信,我作为这个学校的掌门人,拿到手的工资也才4000元。目前,学校里还有不少没有编制的教师,每月工资仅2000多元,与门卫、保洁的工资持平。”
  由此可见,政府统一配给教育资源,一定程度上保障教育公平,却违背了稀缺品必须市场化配置的规律。如果说,教师依靠灰色收入让自己生活得更体面,是当下的一种普遍现状——而如此大环境下,这些净土中的教师如何不去横向比较、如何平衡心态?这不仅是对教师个人,也是对学校管理者的灵魂拷问。
  “在我们九小,教师有师者尊严与自信,能为教师提供一个尊重规律、生态育人的教学生态,但与之相匹配的收入待遇,却见仁见智。”谈及当下教育者的收入水平,侯明飞直言不讳,学校的一名学段主任为了凑年资,回农村老家过年时,竟然从沈阳批发了一后备箱对联,在镇上摆地摊卖。小视频被侯明飞刻在心里,更湿了眼睛。
  侯明飞的教师收入管理原则,只有4个字:多劳多得。比如班主任补贴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收入,他打破常规:“一名教师只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?不,在我们九小,能者多劳,能者多得,能带3个班就挣3个班的钱。”在他的管理框架内,准许教师每天有一小时自由支配时间,家远的可以晚点儿来,有急事的可以早点儿走,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,做一些相对人性化的“弥补”。
  在沈阳,像侯明飞这样的教育革新派或许还有很多,但对于庞大的教职工群体而言,却只是沧海一粟。
  改变不能只靠有识之士,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,需要体制的全面变革。否则大多本着教育公平的尝试,最终只会加重教育的不公平。
  金饭碗与铁饭碗
  当师资是政府以权力进行配置时,对于那些有能力的教师来说,提供给他们铁饭碗的同时,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。政府定价的教师薪酬无从反映真实的教育价格,这种情况下,作为一个理性的自利人,必然要利用现有的制度缺陷去谋求弥补损失的方法,收受红包也就成为必然。
  说到底是收入的问题,在一些经济基础雄厚的一线城市,教师收入高,福利有保障,红包现象便不攻自破。众所周知,深圳是一个因为有钱而频上热搜的城市。最近让它荣登热搜榜的话题,无疑是其待遇优厚的中小学教师岗位,吸引了大量来自清华、北大等优等学府的毕业生。
  30万元年薪,对许多应届毕业生来说,已经是非常心动的岗位了,更别提板上钉钉的160天带薪假期,极其优惠的住房公积金政策,还有1.5~3万元不等的毕业生到岗奖励经费。以前不太起眼的公办中小学教师岗位,演化到如今僧多粥少的局面,正是因为这碗粥实在太诱人,在深圳做教师,真是个又肥又美的金饭碗。
  有网友发帖称,在深圳,一位教龄4年的小学班主任,税前工资是13400元,加上每月近2000元的岗位津贴、住房补贴、公积金、年度绩效奖、考核奖、班主任补贴等,算下来年薪超过33万元,平均每月2.8万元。这么一长串数字列下来,深圳教师工资高的事实已确凿无疑,而这还不是在一线城市当公办学校老师的唯一好处。
  以北京为例,顺利进入编制的公立中小学教师,能够获得无数人为之奋斗一生的户口,未来子女的入学难度也会大大降低。这种不是后门胜似后门的政策性福利,是绝大多数工种无法提供的。这样的前提下,谁还会去铤而走险呢?反过来,我们无法直接套用这些一线城市的成功经验,他们在教育投入上十分慷慨。像深圳,仅在学前教育上,2020年的经费投入就超过100亿元。对于大多数城市,特别是乡镇农村,根本不可能为教育提供如此丰厚的待遇。
  2020年初,东北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》显示,东北地区二三线城市中学一级教师,每月实发工资分别为4344.20元 和4097元。就算评上高级教师,多两三百元收入,算起来也不过是一线城市新上岗教师的零头。
  基于这样的社会现状,有人试图对教师收受红包的行为多些同情式理解,认为红包起到了某种安抚作用:“公立学校的教师工资并不高,幼儿园就更惨了,没有补课收入,每逢教师节家长奉献一点儿也是应该的。毕竟公立学费不是市场价格,市政补贴很多。”这样的说法只在“大锅饭”制度下成立,如果真的展开市场竞争,水平低劣的教师可能连从教资格都没有,即使有,因为所能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低下,其在教育市场中的收入也未必高于现在。这部分教师本该被淘汰,却在制度的庇护下有了铁饭碗,不但混迹于教师队伍,还开始寻租。
  解决这些问题,不在于无差别地提高全体教师的薪资待遇,而是要遵循市场规律,提高那些有能力教师的待遇,并允许不称职的教师被市场淘汰,如此才能在有限的经济体量下,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  好的制度充分尊重人自利的本性,但同时避免逐利时伤害他人。在大多数城市,教育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合理的制度建设。正如著名教育学家李伟言所言:“要打破政府壟断,尊重教育的私人举办权,让受教育方和教育供应者依据各自的需求,自由地在市场中进行交换。一方面,通过家长实质性的教育评价解决教育激励缺失问题,另外,通过更多民间资本注入,解决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,以良性的竞争催生和培育更多优质教育资源,从而使教师的生存问题得到根本解决。这样的改革思路,才能治标又治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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