欢迎光临E逸家网!
E逸家网 > 美文  > 正文

民国乡村建设:成得了的事,破不了的局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20-07-16 09:14)

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一场波澜壮阔的“乡村建设运动”席卷中国古老而凋敝的乡村大地,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挟裹进这场历史风潮。在这场以复兴农村入手,意在建设整个中国社会的运动中,乡村建设者做了哪些有益探索与实践?对当时的中国乡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为何最终不能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?
 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,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,各种社会思潮与建设方案竞出。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乡村建设无疑是其中最为亮眼的社会运动之一。彼时,民主共和的光芒尚未照及乡村便仓促消散,接踵而至的军阀政治将原本生产颓败、文化落后的农村进一步拖入破产境地。动荡的政治秩序,频繁的战乱,横行的匪患,频发的水旱灾害,加上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下的帝国主义的剥削,本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坠入深渊,占全国人口80%以上的农民群体挣扎于生死一线。在“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,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”观念刺激下,士绅、军阀等地方实力派,忧国忧民的社会精英,甚至国民政府纷纷展开了“救济乡村”的思考与尝试……
  阎锡山:“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”?
  “作为山西省的‘模范督军’,阎锡山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——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。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,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,在中国,他们最富裕,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。”
  这是1930年的美国《时代》杂志中的记述。其时,距阎锡山全面主政山西已过去20多年。
  1917年9月,阎锡山多方运作,终于赶走各方势力,以督军兼省长的身份独揽山西军政大权,做起了名副其实的“山西土皇帝”。为经营好自己的独立王国,纾解民困,阎锡山对外以“保境安民”为由筑起军事堡垒,不许外省军队入晋,对内推行“自存白固”的政策。随后在“三不二要主义”(一不入党派,二不问外省事,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,要服从中央命令,要保卫地方治安)原则下,开始了系统而全面的山西村制改革。
  阎锡山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词之一便是“用民政治”,即主张把人人的聪明才力全用上,启民德,长民智,立民财,以实现强省富民的目的。
  在阎锡山看来,“用民政治”的核心在于教育。为训诫教育民众,他亲自编写了通俗读物《人民须知》。这份有着纲领性质的读物明确要求:“凡是山西百姓,不论贫、富、贵、贱的小孩子,七到十三岁,这七年内,须要有四年上学,这就名叫国民教育。国民学校的功课,就是修身、国文、算术、体操、图画、手工等事,有四年功夫,就毕业,学下打算盘、写信、记账的本事。稍有钱的,再上高等小学校;实在穷的,也可自谋生活。”
  为了普及国民教育,山西省署设贫民学校七处,使贫民免费入学。针对农村入学积极性不高的现象,实行强迫教育。山西省内普通小学校于是逐年增加,国民教育普及率最高时达70%以上。
  教育经费从何而来?阎锡山规定,上自省财政厅、民政厅、教育厅,下至最基层的街长副、村长副等,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,筹款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。为提高政绩,各级官吏自掏腰包者不在少数,如1919年9月22日《山西日报》报道:灵石枣岭村村长胡文治,捐洋30元创办女子国民学校,其媳刘女士充任教员,纯尽义务。此种报道在当时比比皆是。山西兴办教育之风由此蔚然。
  在“用民政治”框架下,1917年,阎锡山开始在山西推行“六政”(水利、种树、蚕桑、禁烟、剪发、天足),后又增“三事”(种棉、造林、畜牧)。随后,阎锡山成立“六政考核处”,又组建政治实察所,委任政治实察员分赴各县调查,以免各县知事空文搪塞。“六政三事”于是在山西境内热火朝天地推行起来。
  平心而论,“六政三事”政策可圈可点之处不少,但许多措施实际落地情况却与规划相去甚远。时人邢振基曾作总结:剪发完全奏效,天足、水利、种树、蚕桑次之,禁烟又次之;三事则种棉最好,造林次之,牲畜又次之。原因之一,便是阎锡山自己反省的:“我心所注重的六政三事,共是九件,但是要办的,皆是治标的办法,尚非根本上的解决。”原因之二是执行手段上操之过急,一味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,如利用集会、唱戲等人员较集中时,进行突击性剪辫,对继续给女儿缠足的母亲罚做苦工等,如此简单粗暴的操作,难免引起民间反感。加上时常以罚代法,受罚者很多因交不起罚款或倾家荡产,或死于看守所,如此一来,便引发了民众强烈的逆反心理。如凡抓到吸大烟、赌博者,轻则罚苦役,重则投入大牢,为逃避罪责,许多烟民在家人的庇护下,或由明转暗,或利用迁居等方式逃避查戒。可见再好的措施不能被民众接受便很难推行。1919年8月,阎锡山在给学生们讲话时,亦承认其政治“多不见谅于人民”,“我为图富强,人民总疑惑是为抽税征兵”……
  阎锡山还对当时山西省内混乱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整顿,极力推行“村本政治”,搭建民主框架,实行村民自治。村制改革使原本千疮百孔的基层行政体系得以改善,也使其统治更加严密有效。如当时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政治犯,阎锡山给各县发了个电报,不到三天,该犯就被查获。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,非常得意。
  但这并不代表阎锡山的村民自治实验是成功的,其“民主”“自治”也不过是假象。以村长选举为例,虽然阎锡山一再告诫在选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,但同时他又规定了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,村副则须有500块银元以上。如此,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最终还是落入地主、富农手里,因此也不能很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。且由于相关监督机制不完善,村长、村副等在村里享有的最高权力,往往成为其腐败的道具。如1920年《山西日报》载:徐沟县庄子村村长阎耀元任村长后,“每年每亩摊派甚巨,恣意挥霍”,“人民负担无力,愁苦之声,喧溢里巷”。而设置的村禁约(阎锡山称之为村宪法)更是成为村长、警佐等发财的门路,所收违约罚款往往被相关执行者中饱私囊。为“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”而特设的息讼会,也由于未能避开豪强操纵,不仅无法实现为百姓申冤的初衷,反而成为官吏勒索的工具,被戏称为“稀松会”。而设置的九级行政体系一下增加村政官员达10倍之多,徒增百姓负担,也使解决问题的环节更加繁复,正如百姓讽刺的:“头上顶的九重天,千查万问永没完。”

版权保护: 转载本文请保留链接: meiwen/938.html

网站主人soyouso
理工男,无聊上班族。闲着没事喜欢研究代码,阅读中医古籍,在家看电影大片。线上购物,线下取快递,资深宅男的生活简单如此。
  • 热门文章